《长安三万里》虽然有着非常浪漫恣意的一面,那是关于高适与李白的多次相逢与告别,是李白等诗人在长安、扬州的得意尽欢。但是,影片也有非常敏锐辛辣的一面,那是关于大唐盛世表象之下的腐烂与固化的揭示。虽然,大唐为天下有才之人提供了多种晋升的渠道,如科举、行卷、制举等,但是,李白作为商人之子,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,也不可能得到行卷或制举的机会,这就使李白只能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放浪形迹;高适虽是名门之后,奈何家道中落,空有一身武艺和报效国家的忠心,但读书的资质过于平庸,同样不能受到重用。剧中通过对父亲的描绘,审视了那个时代的父辈们。在97年工厂荣光的余晖中,父亲意气风发,外面客客气气,却在家里高高在上,说教的嘴脸让中国的孩子们心生阴影。随着98年系统崩溃,父亲的权威和骄傲分崩离析,他软弱无能、适应不了外面的压力,只能在家里变得暴躁,这是下一代对父辈的审视和审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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