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,这些不足都不足以折损影片的光芒。《长安三万里》看起来是由无数诗人、诗句包装起来的大唐悲歌,是由时代的盛极而衰作为背景勾勒的友情绵延轨迹,但影片明显更着力于刻画中国文人的风骨,咏叹中国文化中那种刚健质朴的家国情怀和个人追求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人生不朽。影片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切片,让观众由高适的眼睛,去发现大唐内在的诸多弊病,还可以作为一种人生范本,让我们把李白和高适作为一反一正的两种人生答卷,得到诸多人生警示和借鉴。除了众多相识已久的老友,北京同样欢迎新朋友的到来。亚当·费舍尔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,在北京的短短数天,费舍尔已经从与中国人民的照面、相处中强烈感受到了他们的“热心善良、乐于助人”。北京观众的热情,也给费舍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“他们那么年轻,音乐会的氛围非常好,充分调动起了我们的情绪。在欧洲,我们时常担心,再过20年或者30年,现在的这批观众老去后,新的观众能否成长起来,北京的演出让我们对古典音乐的未来有了更多信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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